春秋集传
十六卷。清汪绂(详见《周易诠义》)撰。汪绂是清代著名学者，学术宗宋代五子，著作很多。《春秋集传》折衷四传(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穀梁传》及胡安国《春秋传》)，以己意加以评断去取。在自叙中说，他对四传去取本原于朱子的观点。朱子作《周易本义》，只把《易经》当作古筮书，因此读《春秋》应以读史之法去读，不必深求所谓的“微言大义”。但作者认为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在于正伦纪，所以属词比事，或微词示意，或直著讥贬。该书对四传的曲说有所纠正，发挥《春秋》经义，观点较为平实，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该书有乾隆时西碧山房刊本及光绪二十一年(1895)刻本，后来长安赵舒翘等人汇印《汪双池先生丛书》，将《春秋集注》采入其中。
十卷。清李文炤(详见《周易本义拾遗》)撰。本书以胡安国《春秋传》为宗，兼取诸家之说。其说《春秋》，往往因引申太过，而曼衍于经义之外，如讲“元年”则牵连论及改元，再因改元而盛赞明朝十三帝皆不改元等等。类此画蛇添足者甚多，又远离经文本事，因而被《四库提要》斥为“但知拾五子(按指宋儒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张载、朱熹五家)之绪言而未尝知三传之古义”。乾隆间刊本。乾隆间四为堂刊《李氏成书》本。
① 一卷(附《春秋统例》)。唐啖助(724－770)撰，清马国翰辑。啖助字叔佐，关中(今陕西)人，唐代中期经学家。唐玄宗天宝末避地江东，客居不返。曾任台州临海县尉、润州丹阳县尉。著有《春秋集传》、(又称《春秋集注》)、《春秋统例》。啖助死后，赵匡、陆淳对他的著作进行过整理。赵匡著《春秋阐微纂类义统》十卷，对啖助之书进行疏通补充；陆淳著《春秋集传纂例》、《春秋集传辨疑》、《春秋集传微旨》，对啖助、赵匡之说进行总结、折衷。陆淳是啖助的学生，赵匡是啖助学术上的朋友，三人学术观点基本一致，而啖、陆二人观点更为接近。马国翰将《春秋集传》辑为一卷，又辑《春秋统例》若干条，附在后面。啖助在书中批评《左传》、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三传“未达乎《春秋》之大宗”，认为孔子作《春秋》是为了“救时之弊，革礼之薄”，杜预、何休都没有把握住这个基本点。他又认为《左传》在叙事方面“比余二传，其功最高”，但“叙事虽多，释意殊少；是非交错，混然难证”。至于《公羊》《穀梁》二传，他认为《穀梁》意深，公羊辞辨”，往往对圣人的微言大义有所发挥；不过他又批评二传“守文坚滞，泥难不通，比附日月，曲生条例，义有不合，亦复强通，踳驳不伦，或至矛盾”(陆淳《春秋啖赵集传纂例》卷一)。因此，他对三传都不满意，在著作中力图舍弃三传，直接探求《春秋》的奥旨，对经传作出解释。啖助开创的这一学风由赵匡、陆淳发扬光大，舍注疏而直接对经义作出自己的理解，使专门之学变为通学。唐代中叶以后直到清代，许多治《春秋》的学者都重视《春秋》经而不重视三传。宋人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认为：“汉儒以来言《春秋》者惟宗三传；三传之外，能卓然有见于千载之后者，自啖氏始，不可没也。”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经部总序认为，清代以前两千年经学“凡六变”，其中唐代的孔颖达、贾公彦、啖助、陆淳为上承章句之学(孔、贾)、下启宋明理学(啖、陆)的第二变。可见啖助、赵匡、陆淳在经学史上的重要地位。马国翰辑本收入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。② 十九卷。宋张洽(1161－1237)撰。张洽字元德，号主一，宋清江(今江西清江)人。南宋学者、《春秋》学家。从朱熹学，自《六经》传注而下，都通其指归。嘉定元年(1208)第进士，历官袁州司理参军，知永新县，通判池州，都有善政。端平初除直秘阁致仕。嘉熙元年以疾乞致仕，卒，谥文宪。著有《春秋集注》十一卷、《春秋集传》二十六卷、《春秋历代郡县地理沿革表》二十七卷等。其中《春秋集注》十一卷(《纲领》一卷)尚存，《四库全书》收录。清代学者朱彝尊《经义考》著录《春秋集传》及《春秋历代郡县地理沿革表》，均注曰“佚”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也称《春秋集注》遗本仅存，而所谓《集传》则已久佚。实际上《春秋集传》并未全佚，大多还存在于世。考张洽曾游南宋理学大师朱熹之门，并任白鹿书院山长，生平心思，倾注在《春秋》一经。他认为《春秋》借当时君主的行事以评断是非，是生民必须遵守的人伦规范和国家长治久安的优良法则，所以他与师友传习讲论，并参考汉唐以来诸儒的议论，考核研究，会集同异，如果有所心得，就附在后面，作为传注，名为《春秋集传》。大体上集各家所长，进行折衷。宋理宗端平元年(1234)张洽将该书进献朝廷，但久无刊本。到元延璠年间临江路学进行校正补刊。明朝洪武初颁《四书五经》于学官，传注多宗朱子，而《易》兼用程、朱，《春秋》则胡安国、张洽并存。到永乐年间则专用胡注，张洽之书逐渐鲜为人知。《春秋集传》今存元延璠元年(1314)临江路学刻本，但仅存十九卷，可惜卷十八至卷二十、卷二十三至卷二十六都已残缺，只有卷一至卷十七、卷二十一至卷二十二存。清阮元辑《宛委别藏》，将该元刻残本采入。③ 十五卷。元赵汸(详见《周易文诠》)撰。据赵汸门人尚谊《序》，此书初稿于至正八年(1348)，后又一再修改，至至正十七年方定稿。不久又因《礼记》之语而作《春秋属辞》，由于研究逐渐深入，又认为应再次修改此书，至正二十二年重作此书，草稿至鲁昭公二十八年，因病搁笔未续，至洪武二年遂卒。自昭公二十八年以下是其弟子尚谊据《属辞》义例补续。书中所谓策书之例十五，笔削之例八，也是尚谊更定。尚谊还补正了赵汸作注部分之舛误疏遗，可见此书应是赵尚二人合著，但体例则定于赵汸。赵疏认为，“左氏有见于史，其所发皆史例也，故常主史以释经，是不知笔削之有义也。《公羊》《穀梁》有见于经，其所传者犹有经之佚义焉，故据经以生义，是不知其文则史也。”其所谓“策书之例”大体宗左宗杜，如“公即位不行其礼不书”、“诸侯有命，告则书，崩卒不赴则不书，祸福不告亦不书，虽及灭国，灭不告败，胜不告克不书于策”等等；而其所谓笔削之例八(一日存策书之大体，二曰假笔削以行权，三曰变文以示义，四曰辨名实之际，五曰谨华夷之变，六曰特笔以正名，七曰因日月以明类，八曰辞从主人)则是杂采诸儒之说并体会经义而得。现存明正德汪克锡刻本、明刻蓝印本、清《通志堂经解》本。